面对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央行作出最新回应。

  4月23日,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表示,长期国债收益率总体会运行在与长期经济增长预期相匹配的合理区间内。

  他表示,未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速在较长时期仍将保持合理水平,近一年以来回升向好的趋势在不断巩固;一些机构投资者也认为,未来通胀有望从低位温和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作为名义利率,本身会随着通胀水平回升而提高。上述两方面对长期债券收益率都会形成支撑。

  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上述观点,迅速在债券市场引发广泛讨论。

  一位债券投资型私募基金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通常情况下,长期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长期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好转与通胀状况触底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将“水涨船高”。

  他指出,当前长期国债收益率之所以触及历史低点,主要是受到国债供需关系与市场交易情绪扰动。具体而言,一季度政府债券发行节奏相对放缓,令债券供需关系趋紧,导致各期限债券价格上涨(债券收益率相应下跌);此外,部分农商行通过加仓长期国债博取更高回报以覆盖存款端利率成本,也导致长期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下行(长期债券价格上涨)。

  记者注意到,受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观点等因素影响,4月24日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回升。截至4月24日15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2.274%,较前一个交易日回升3.8个基点;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回升至2.442%,较前一个交易日回升1.4个基点。

  多位债券市场业内人士指出,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上述观点对债券市场交易情绪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仍需观察。但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也认可这个观点——即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好转与通胀触底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有望收复2.5%关口,达到与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相匹配的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特别对当前债券交易风险作了提示。

  他指出,理论上,固定利率的长期限债券久期长,对利率波动比较敏感,投资者需要高度重视利率风险。对于交易型投资者,通过加大杠杆、拉长久期,在短期价格大幅上行中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也容易加剧市场波动,需要承担价格大幅下行出现的损失;对于银行、保险等配置型投资者,如果将大量资金锁定在收益率过低的长久期债券资产上,若遇到负债端成本显著上升,会面临收不抵支的被动局面。

  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回升

  4月16日以来,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跌破2.5%整数关口。

  这也是今年以来30年期国债收益率第二次触及2.5%下方。

  3月初,受当时债牛行情影响,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曾跌破2.5%,并触及年内低点2.41%,但随着市场一度传出央行调研农商行购买债券状况——要求农商行上报债券现券、回购及其他工具的交易情况和债券持有结构、主要交易对手情况以及参与债券市场交易投资业务的主要诉求及必要性,不少农商行纷纷减持30年期国债头寸,令相关债权收益率很快回到2.5%上方。

  上述债券投资型私募基金负责人指出,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两次跌破2.5%的原因有所不同。在3月初,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所以跌破2.5%,主要原因是当时A股市场波动加大导致各路资本涌入债券市场,推低了长期国债收益率;4月中下旬以来,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跌破2.5%,主要原因是一季度政府债券发行节奏较慢,导致债券市场资产荒状况加剧;此外更多农商行通过拉长久期的债券投资策略以博取较高回报率,从而覆盖存款端的利率成本。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政府债券发行节奏整体偏慢,发行量同比少近2400亿元,净融资额同比少约4700亿元。在债券供需暂时失衡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纷纷集中购买长久期资产以期获得更高回报,加大了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行幅度。

  在他看来,此次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观点,一个重要目的是改变市场对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低位徘徊的“认知”。

  “目前,针对长期国债收益率两度持续下行,市场存在两种观点,一是部分投资机构认为这是经济通缩的某种征兆,因为日本长达30年的经济通缩,也触发日本国债收益率在很长时间持续下行;二是不少投资机构开始预期央行可能会通过购债行为向市场注入资金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与通胀回升,于是他们计划大手笔买入长期国债待涨而沽,但这反而会导致更大范畴的资金空转,不再投向实体经济。”这位债券投资型私募基金负责人认为。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上述观点,无形间将引导投资机构摒弃这两种市场观点。

  他表示,4月24日10年期与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回升,表明不少投资机构也认可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观点”——不再押注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低位徘徊。

  一位多策略私募基金债券交易员告诉记者,4月24日抛售10年期与30年期国债,主要是农商行与部分银行理财机构,原因是他们担心央行可能会入市参与公开市场债券操作,“纠正”长期国债收益率低位徘徊状况。

  “事实上,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国债交易操作,是双向的,并不是一味买入,也可以择机卖出。”一位农商行债券交易员告诉记者。目前,银行内部也认为30年期国债价格偏高,的确存在较高的价格下跌(债券收益率回升)风险,因此他也在捕捉高抛低吸的交易性获利机会,争取能锁定部分长期国债投资收益。

  在这位农商行债券交易员看来,随着未来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大与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加快,尤其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或令当前债券市场“资产荒”状况得到有效缓解,助力长期国债收益率触底回升。

  投资机构重新审视超配长期国债策略

  针对部分投资机构将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划上等号”的观点,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也给出明确回应。

  他指出,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可以作为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储备。但是,中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央行买卖国债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量化宽松(QE)操作是截然不同的。

  在前述债券投资型私募基金负责人看来,这无形间打破了部分投资机构的政策套利算盘。具体而言,他们先买入长期国债,等待央行在二级市场购债推高长期国债价格,再择机高价抛售获利。

  上述多策略私募基金债券交易员向记者透露,此前,部分中小型私募基金曾将这种套利投资策略作为推介固收类新私募产品的一大卖点。相比而言,多数大型投资机构均不认为央行的二级市场国债交易操作属于QE行为。原因是中国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交易,一直采取审慎策略,既避免这类公开市场操作导致市场利率出现大幅波动,又会根据市场整体流动性状况设定合理的买卖规模。

  这位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指出,中国国债市场规模已居全球第三,流动性明显提高,为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现券买卖操作提供了可能。

  记者获悉,这令众多投资机构也意识到,央行的二级市场国债交易将是“有买有卖”。

  “不排除未来央行可能会通过二级市场国债买卖交易,着手纠正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重新审视超配长期国债策略可能存在的新价格波动风险,尽早规避潜在的高持仓风险。”一位资管机构资产配置部主管直言。

 

  (作者:陈植 编辑:张星)

  他们在底特律呼风唤雨,迫使三大车企损失惨重;他们可以直接左右大选结果,让白宫被迫更改政策;他们令马斯克高度警惕,让特斯拉严防死守。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在美国南部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而下一个目标就是特斯拉。

  “如果加入工会,我就关闭工厂,不做了。”看过Netflix纪录片《美国工厂》的观众,都会对曹德旺的这句话有着深刻的印象。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影片客观记录了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设厂以及劳资关系发展的全过程。

  十多年前,曹德旺的福耀玻璃(45.340, -0.41, -0.90%)接手了一家被通用汽车关闭多年的工厂,投资了超过两亿美元进行改造,雇佣了2000多名工人,开出了高于当地平均薪酬的工资,准备大举开工生产,满足美国本地车企客户的需求。

  但是曹德旺很快就发现了在美国设厂的重重困难:当地缺乏熟练技术工人,需要从中国调遣技术骨干进行培训,美国工人也对福耀工厂的工作强度有着诸多不满,无法拿出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

  

  更令他烦躁的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一直在试图发动工人投票加入工会。这才有了曹德旺的那句狠话。令他安心的是,最终福耀玻璃俄亥俄州工人并没有投票加入工会。

 

  为什么美国企业如此抵触和害怕工会组织?为什么马斯克的特斯拉会如此高度警惕和严防死守,不惜遭到处罚,也要强烈抵制工会的宣传渗透?

  大众田纳西工厂加入工会

  美国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上周五宣布,大众汽车在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汽车组装厂已经通过投票,决定加入UAW。大众汽车也已经认可了这一投票结果。

  在为期三天的投票中,该工厂3613名参与投票工人有将近四分之三(73%)支持加入UAW工会。这是大众汽车田纳西州工厂过去十年来的第三次工会投票。2014年和2019年,此前两次工会投票都没有达到成立工会所需的简单多数票。

  查塔努加工厂是大众汽车在美国的最大工厂,于2011年建成投产,最初主要生产帕萨特车型,近年来转向生产SUV车型途昂(Atlas),并在两年前开始生产电动车型ID 4。大众汽车在美国销售的大部分车型主要来自于墨西哥工厂;按照美墨加贸易协定,墨西哥组装的汽车进入美国是免关税的。

  在投票加入UAW工会之后,田纳西工厂的工人们发表声明欢庆胜利。“身居高位的人告诉我们,查塔努加不是创建工会的地方,现在也不是创建工会的时候。但是我们赢得了工会投票,南部的工人们,现在是时候站起来争取更好的生活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美国南部地区八十年来成立的第一个汽车工人工会,而且无疑会引发连锁突破。UAW下一步目标是南部诸州的十多家其他汽车工厂,包括丰田、本田、现代、日产、奔驰、宝马和沃尔沃等等。

  因此,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也对大众工厂的工会投票结果表达了祝贺,称这是田纳西州和美国南部地区工会组织的历史性里程碑胜利。

  

  奔驰在阿拉巴马州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组装厂下个月就会进行工会投票,很可能会成为UAW的新会员。UAW对投票前景表示乐观,因为该工厂超过半数工人都已经签名支持成立工会。

 

  突破南部地区对UAW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们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区,尤其是底特律三家车企,他们旗下的数十家工厂都已经加入了UAW。但在美国南部地区的十多家汽车组装厂,UAW却始终无法实现突破。

  这是因为美国南部诸州的法律更倾向于保护企业利益,而对工会的成立与扩张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举例来说,美国南部诸州都有“Right to Work”的法律,允许工人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工会和支付工会费。这一法律极大限制了工会的影响力,削弱了他们统一工人与企业进行劳资谈判的筹码。

  因此,诸多外国车企在美国建厂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远离五大湖区,在南部诸州开设工厂,不仅可以获得更低的成本和更为有力的监管环境,还可以避开工会势力。而特斯拉的工厂设在加州和德州。

  当然,这些州除了监管偏向企业,不利于工会组织扩张之外,还给车企提供了更多的招商优惠待遇。举例来说,为了吸引Rivian投资50亿美元建厂创建7500个就业岗位,佐治亚州和亚特兰大政府提供了至多15亿美元的诸多优惠政策。

  罢工六周换来加薪四分之一

  企业巨头和工会组织的对抗从来都是美国一大传统。在美国,工会组织更像是企业和工人之间的经纪人,收取工人的工会费用,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劳资谈判,为工人争取最大化利益。以UAW举例,他们的工会费是工人薪酬的1.44%,而UAW的主席肖恩范(Shawn Fain)的总薪酬高达45.43万美元。

  显而易见,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看到自己员工组建工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未来会面临工会的强势谈判压力,被迫提升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企业的重大决策也必须与工会进行商议,更不得随意关闭工厂。在谈判无果的情况,工会甚至可以组织集体罢工,与企业进行强硬对抗。

  底特律三强之所以在与日系汽车的对抗中处于下风,始终受制于UAW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人力成本比日系车企高出一大截,重要的企业决策都需要与工会讨价还价甚至做出妥协。这也是马斯克坚决反对UAW进入特斯拉的根本原因。

  但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会组织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手段。只有通过政治影响力和谈判能力强大的工会组织,普通工人才能在与企业巨头的博弈中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利益。没有UAW的强势谈判,底特律汽车工人就不可能享受到远高于其他产业工人的待遇与福利。

  

  每隔四年,UAW就要与底特律三强重新签订劳资协议。由于无法达成劳资协议,去年9月至10月UAW发动5万多名工人,在美国40多家工厂举行了为期46天的大罢工,给三大巨头带来了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UAW最初要求给工人加薪高达40%,遭到了车企的坚决抵制。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抨这一加薪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会导致车企破产,不利于工人的长远利益。但UAW却回击称,过去几年车企高管的薪酬上涨了超过40%,却只给工人加薪了6%,这显然是不公平。

  罢工持续到第六个星期之后,底特律三强最终还是扛不住损失,先后接受了给工人加薪25%的劳资协议。这是UAW过去二十多年来最大的加薪幅度。未来四年,UAW的工人基本年薪将达到8.5万美元(不包括加班费)。

  逼迫白宫调整环保政策

  在美国诸多行业工会中,UAW有着最为特殊的政治影响力。这不仅是因为汽车产业对于美国经济和就业的意义,更是因为UAW在职与退休工会成员数量接近百万,再加上他们的亲人家属,直接影响着数百万张选票。而且UAW所在的五大湖区是美国政治选举最为关键的摇摆地区,直接左右着大选结果。

  虽然UAW让底特律三强在劳资协议中损失惨重,但有时他们也会和传统车企利益一致。去年4月,美国环保署曾经在新排放标准的初步意见中提到,2032年美国电动车销售占比应该达到67%。这一硬性规定随后就遭到了传统车企和工会的共同反对。

  UAW主席肖恩范公开发出警告,由于对拜登政府的电动车转型规划存在担忧,他们需要慎重考虑是否支持拜登的连任选举。对致力于连任的拜登来说,失去UAW的背书是不可想象的,这上百万张工人选票以及他们的家人亲友,直接关系到大选成败。

  今年出台的美国环保署最终排放标准明显降低了对电动车的要求,不仅没有对车企制定具体的电车占比要求(此前规划是制定60%的硬性比例),更没有像加州或者欧盟那样制定明确的燃油车禁售时间标准。按照新的排放规定,美国市场的车企可以继续发布销售各种燃油车型。这或许会让不少激进环保组织感到失望。

  对美国环保署此次妥协的正式排放标准,传统车企和UAW都表示了欢迎。在得到拜登政府的妥协让步之后,UAW再次表示他们会支持拜登政策连任。拜登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邀请了UAW主席肖恩范来到现场,进一步笼络了与工会的关系。

  在大众汽车田纳西工会投票之后,总统拜登当天晚上就发表声明,对UAW的历史性扩张表达了祝贺,并再次宣称自己是工人的朋友。“我很荣幸过去与汽车工人一道努力争取历史性扩张,现在我很骄傲可以与汽车工人一道在大众汽车工厂成立工会。”

  马斯克对工会严防死守

  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Rivian和Lucid这三大电动车新势力都没有加入UAW。目前特斯拉在加州弗里蒙特、德州奥斯汀以及内华达拥有汽车组装以及电池工厂,这些工厂从未进行工会投票。

  UAW对特斯拉的攻坚战已有多年历史。早在2017年2月,特斯拉在硅谷弗里蒙特工厂的工人就开始准备成立工会,向工人发放宣传材料,并且向特斯拉提交创建工会的请愿书。工人们指责特斯拉工厂的劳动强度过大,而且缺乏安全保护,导致多名工人受伤。

  马斯克对此如临大敌。根据法庭文件显示,工作非常繁忙的他第二天就亲自会见了四位工人代表,试图劝说他们放弃创建工会的想法。随后马斯克又亲自指示特斯拉HR总监托勒达诺(Gaby Toledano)如何“隔离”这几位工人领袖,将他们调离工厂担任“安全问题专员”,从而阻止他们与其他工人接触。

  此外,特斯拉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止工会宣传活动。弗里蒙特工人发布规定,禁止工人在衣服上佩戴工会标志,禁止工人在停车场散发工会宣传材料。此外,特斯拉还开除了一名要求成立工会的工人代表。

  劳工组织随后提出了诉讼,2019年加州当地法官判决,马斯克反工会的诸多行为和公开言论违反了关于成立工会的法律。法官下令马斯克对着工人们公开朗读以下法律条文:“美国联邦法律授予你们以下权利:组建、加入或协助工会,选择工人代表与我们进行谈判,与其他雇员共同维护利益和防护,或是选择不参与上诉活动。”

  截至目前,特斯拉在加州和德州的工人们也没有加入UAW工会。“如果马斯克没有有效采取措施,任由工人们加入工会的话,那年特斯拉就不可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日夜赶工组装Model 3。这家公司也许就在那年垮了。”特斯拉硅谷研发部门的一位工程师这样说。

  今年年初,特斯拉决定给美国工厂的工人加薪。UAW主席肖恩范发表声明,强调特斯拉给工人加薪是好事,但加薪幅度却远低于预期,而且特斯拉工人加薪之后的薪酬还低于UAW工会成员的标准,而且特斯拉工人的工作时长也高于UAW的工人。

  显然,去年通过罢工迫使底特律三强给工人加薪25%,成为了UAW最值得骄傲的业绩。在加薪之后,特斯拉工人的时薪是22-29美元,而UAW工会的底特律三强工人的时薪则是25.25-36美元。而且根据此前达成的薪资协议,2027年UAW的工人时薪将达到30.60-42.95美元。

  此前特斯拉工人拒绝加入工会,主要原因是他们相信特斯拉的增长前景,即便薪酬并不算高,工作强度较大,但只要在特斯拉工厂坚持下来,就能获得基于表现的期权奖励,从特斯拉股票飙升中获利。

  马斯克毫不掩饰自己对UAW的鄙视。2022年,他在推特平台上斥责UAW从工人那里偷走了数百万美元,而特斯拉却通过股票期权让很多工人变成了百万富翁。“UAW的口号就是努力从汽车工人们那里偷钱!”

 

  然而,现在特斯拉陷入了销量下滑的困境,今年以来股价更是下跌超过四成,去年取消了员工的奖励期权,近期更是宣布全球裁员10%。现在特斯拉对工人是否还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们继续抵制加入UAW?

  作为奔富的全球一把手,唐沐今最近很忙。

  他上个月刚刚参加过成都春糖会,4月上旬又从墨尔本飞回中国,前往北京、上海等多地与使馆、商会、合作方、中国团队见面。在成都春糖会上,不少经销商追着他问:奔富的澳洲酒,什么时候能回来?

  经销商的期待,很快有了回应。中国商务部3月28日公告,终止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终止征收反倾销税后,不征收反补贴税。

  近日,奔富全球董事总经理唐沐今(Tom King)和奔富中国区总经理吴明峰在奔富上海办公室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介绍了奔富接下来针对中国市场的计划以及对当前中国葡萄酒市场的看法,还谈到了从7月1日开始奔富产品涨价背后的考量。

  按照计划,富邑葡萄酒集团(下称富邑集团)将逐步加大力度在中国重建其澳大利亚奢华与高端葡萄酒的业务网络,并将增加对本地销售和市场营销的资源投入。

  唐沐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从5月中旬开始,澳大利亚产奔富葡萄酒会陆续抵达中国,覆盖奔富不同产品线。这将是2021年3月底“双反”生效后,奔富澳大利亚产葡萄酒时隔三年首次回归中国市场。

  唐沐今表示,奔富接下来不仅要重新把奔富的招牌产品带回中国市场、满足主力的商务消费需求,还会继续推进“多国原产地策略”,进一步扩大客群,通过创新营销举措,吸引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拥抱葡萄酒品类。

  唐沐今。资料图  “双反”取消利好产业链上下游

  《21世纪》: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澳葡萄酒“双反”取消当天,富邑集团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回应。获悉“双反”取消后的感受是怎样的?如何评价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

  唐沐今:这一决定对于我们来讲并不算完全意外,因为之前就已了解到对“双反”的复审已在进行中,但第一反应还是非常开心。这不仅对于我们奔富,对于产业链上下的两国相关方,包括澳大利亚的葡萄种植者、葡萄酒酿造者、葡萄酒出口商以及中国的经销商、零售商合作伙伴以及消费者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利好。

  开心之余,我们的重点很快就切换到下一步:接下来,奔富在中国要怎么做?过去几年非常有挑战性,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在积极寻求新机遇。奔富在中国依旧保留了团队,持续经营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品牌建设,还推出了反响很好的奔富中国产葡萄酒。目前可以说,奔富已经准备好打开新一页,继续在中国长期开展业务。

  《21世纪》:“双反”前,中国市场对奔富的业绩贡献有多大?“双反”期间,奔富在中国市场面临了哪些变化?是如何应对的?

  吴明峰:我们没有披露过奔富品牌来自中国市场的份额。富邑集团层面之前披露过,在“双反”前,中国市场一度占到了富邑集团30%的份额(注:指2019财年中国市场贡献了富邑集团30%的息税前利润)。

  即便是依靠有限的产品线和供应量,奔富过去几年在中国市场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奔富一号系列,产品来自美国加州、法国和中国本土,还推广了奔富的白兰地以及加入了中国白酒的加强酒产品。有了这几年的经验,我们现在也比较有信心:不管推出什么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都能得到消费者认可。比如奔富一号是2022年推出的,到去年“双十一”已经成为天猫旗舰店葡萄酒品类中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中国对奔富重要性一如既往

  《21世纪》:对于奔富而言,中国还会是关键市场吗?

  唐沐今:中国市场对于奔富的重要性一如既往,未来也会一样关键,这是毫无疑问的。

  奔富近年在其他市场业务很成功,全球业务布局更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奔富对于长期在中国发展的承诺是没有变的,这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过去三年虽然奔富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有所减少,我们依然还在继续为中国市场的团队、产品、品牌和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投入。

  现在的挑战是,中国重新向澳大利亚葡萄酒开放后,我们突然间没有足够多的产品能够供应给市场。当前我们供应链团队的一大任务就是去市场上尽可能采购足够多的优质葡萄,以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但即便是现在买到了,等到葡萄酒生产出来也要两年半之后才能上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宣布了从7月1日开始奔富部分产品会提价。

  首批澳大利亚奔富产品5月抵华

  《21世纪》:7月1日开始的部分产品涨价,是为了应对近期需求变化的阶段性举措,还是未来会成为持续的安排?

  唐沐今:我们目前确定的是,调价会在今年7月1日开始生效,持续一年。我们并不轻易作出涨价的决定,在奔富,我们有一个叫作“定价路线图(Pricing Roadmap)”的举措,会纳入很多因素综合考量。

  虽然每年我们尽可能保证稳定的产品供应量,但在未来两年,我们并没有足够多的产品去满足全球市场,特别是面临接下来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长。此外,国外市场很多成本环节都在涨,而且每一个榨季的葡萄酒产量是不确定的。所以涨价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21世纪》:“双反”取消以来,奔富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如何反应的?

  唐沐今:最近我们的销售团队已经收到订单,产品正在运往中国的路上,市场需求是非常明确的。我三周前在成都糖酒会,和我们长期合作的核心经销商都非常兴奋,大家都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市场对于澳大利亚葡萄酒的需求给了他们很大信心。

  《21世纪》:奔富的澳大利亚产品回归中国,目前有没有明确时间?

  唐沐今:第一批产品,应该会是在5月中旬左右运抵中国。

  吴明峰:奔富不同产品线都会陆续回归,应该5月、6月你们就会看到。

  引导消费者回到葡萄酒品类

  《21世纪》:相比“双反”前,中国葡萄酒市场各方面都有很大下滑。相比2019年,中国葡萄酒行业销售收入下滑了五成,葡萄酒进口量下滑了六成。奔富如何分析近年中国葡萄酒市场这种趋势?

  吴明峰:过去几年葡萄酒行业销售的下滑,背后有多重原因。除了疫情、大环境的因素,我们认为最大原因是缺少一个领导品牌去为葡萄酒品类摇旗呐喊。

  我们依然认为葡萄酒是一个朝阳品类。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相对低酒精度的品类,当中也包括葡萄酒。中国出现这种趋势,只是时间问题。

  过去几年,我们和国内经销商交流得到的反馈是,葡萄酒的消费场景在减少。“双反”实施后第一年,确实有其他一些国家的葡萄酒在中国实现了增长,但后面几年中国葡萄酒市场整体依然是增长乏力的。很多买不到我们产品的客户,情愿转向其他酒种。

  因此,要想推动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发展,重点还是要想办法把消费者带回到葡萄酒这个品类。

  《21世纪》:澳大利亚葡萄酒缺席这几年,智利、法国等其他国家的葡萄酒在中国都有增长。很多经销商已经转向其他国家葡萄酒甚至离开葡萄酒品类,奔富要如何去强调自身优势?接下来会如何选择经销商?

  唐沐今:市场确实和几年前比有所变化,葡萄酒经销商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和我们一直保持合作的经销商,现在和奔富的关系更紧密,战略也更为一致,我们有信心他们会和我们合作,一道推动奔富产品分销到不同渠道、不同城市。

  吴明峰:我们对于合作伙伴是有选择性的,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过去几年,我们有很多建立了信任基础的经销合作伙伴,会把和他们的合作作为第一步,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可以很好地配合我们,去重建奔富澳洲产品的市场。

  从推广产品转向推广体验

  《21世纪》:基于过去几年经验,如今奔富对在中国发展有哪些思考?接下来在中国的计划是怎样?

  唐沐今:过去几年的行业数据证明,在没有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情况下,中国整个葡萄酒品类是在走低的。任何品类都需要有领导品牌来推动品类的发展,通过推出新产品、开展多元化营销等工作,将更多新消费者带入葡萄酒这一品类。我们认为奔富有责任继续进行投入,把整个品类做大。

  过去三四年,奔富做了很多深入的调研,不光是针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习惯,对于渠道、营销也做了深入了解。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各年龄段、各地区的中国消费者对于奔富品牌都有很高的认知度,奔富在中国有很强的消费者基础,对我们而言机遇在于如何去触达更广泛的中国消费者。

  在产品方面,我们在中国推进了“多国原产地策略”,把美国、法国以及中国产的奔富葡萄酒推荐给中国消费者。接下来澳大利亚葡萄酒回归,可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产品组合。我们也会抓住机遇推出更多法国产、中国产的奔富葡萄酒。

  在营销方面,过去几年我们一直想与消费者沟通对于“奢华”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前的奢华消费品是独家、小众、严肃的,注重于产品本身,而我们认为现在奢华这一概念是更包容、更有趣并且更注重体验。所以过去几年,奔富在中国的品牌建设,更注重于投入“基于产品的体验”。比如我们去年底在广州推出的奔富·无界空间,是打造了一个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消费者能全身心地体验奔富产品营造的氛围,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吴明峰:这其实也给了我们信心继续去做创新,因为说明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喜欢这类能与他们进行对话的营销方式。未来随着奔富澳大利亚产品的回归,我们还会继续开展这类创新营销。

 

  (作者:肖夏 编辑:骆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