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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闻

发布于 2018年8月02日

　　近日，有关星巴克牵手饿了么的消息传闹得沸沸扬扬，一向以格调著称的星巴克如今也要开启它的外卖之路，这份决策的背后，与星巴克业绩下滑不无关系。

　　在华业绩全面下滑

　　7月27日，星巴克发布了2018年财年三季报。财报显示，星巴克全球净收入63亿美元，同比上升11%，营运利润下降1%到10亿美元，营运利润率下降1.9个百分点到16.5%，星巴克全球同店销售仅上升1%。

　　而一直被星巴克寄予厚望的中国/亚太区市场，业绩表现也不尽人意。中国/亚太区市场营运收入上升46%到12亿美元，营运利润率下降7.6个百分点到19%，中国区门店同店销售同比下降2%，这是星巴克中国市场九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

　　对于星巴克在中国市场业绩下滑，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星巴克的业绩下滑一方面是由于类似的竞争者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是星巴克原有的定位和模式也面临对消费者吸引力下降的问题。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品类竞争来看，一些即饮茶饮抢去了星巴克不少的份额和消费者，随着瑞幸、连咖啡等互联网咖啡的兴起，也抢走星巴克的份额，这也是造成星巴克业绩直接下滑的很重要的原因。”

　　彼时，星巴克公布的计划显示：到2022财年末中国的总营收达到2017财年营收的3倍以上，营运收入将达到2倍以上。但就目前来看，上述目标如果想顺利完成，星巴克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外卖业务能否挽救颓势?

　　事实上，从1998年进入中国，1999年1月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大陆门店，到目前在中国140多个城市开设超过3300家门店。中国市场，目前已成为星巴克发展速度最快、最大的海外市场。

　　如今，星巴克在华业绩全面下滑，而美国本土市场的现状也并不理想。根据星巴克近期公布的针对美国市场的关店计划显示，明年，在门店密度较高的大城市，星巴克计划关闭150家由公司直接运营的门店。此前，星巴克平均每年关店的数量仅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星巴克在美国第一大市场和中国第二大市场都面临一定的困难，如何挽救业绩下滑成为星巴克必做功课。

　　而据《证券日报》记者通过知情人士了解，8月2日，星巴克在上海宣布做外卖业务。

　　对此，朱丹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前，星巴克的品牌定位、品牌格调与外卖市场并不匹配。但随着在中国市场下滑，星巴克感受到压力，开放外卖，也是星巴克针对中国市场不得已而为之的动作。星巴克必须在品牌格调和业绩压力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

　　沈萌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星巴克的文化是“作为家与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所以外卖与其文化不符。中国的咖啡文化与国外不同，绝大部分咖啡消费者只是为了喝咖啡，而没有所谓咖啡文化，因此星巴克为了贴合中国市场特点才会考虑外卖。

　　那么，星巴克能否借助推出外卖业务挽救业绩下滑的颓势?在朱丹蓬看来，当互联网咖啡来临之时，星巴克感受到整个互联网带来的压力，推出外卖对星巴克应该有一定的帮助。

　　不过，朱丹蓬同时也指出，“这是一把双刃剑，外卖开放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一些新生代消费群体，但同时也会流失一些中高端的消费人群。”

　　事实上，在星巴克计划推出外卖业务之前，在美团等外卖平台上早就有了星巴克的外卖配送。

　　《证券日报》记者在美团上找到了名为“星巴克咖啡代购”的店铺约45家，其中销量最高的为北京国航店，月销量为5318笔。

　　“虽说开放外卖有得有失，但还是要等星巴克第四季度的财报出炉，这样就会更直观，到时候再做评估比较客观一些，” 朱丹蓬表示。

　　事实上，星巴克中国的主要竞争压力或来自互联网咖啡。高调宣布进入市场的瑞幸咖啡，不到一年拿到2亿美元融资，刚刚，公司又发布新的战略规划，年内开店2000家。另外，连咖啡日销售了超过几十万杯。互联网连锁咖啡、便利店咖啡的崛起，无疑直接冲击星巴克中国区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目前星巴克的遭受着互联网咖啡的挑战，不过，在沈萌看来，星巴克并不会轻易被互联网咖啡打败。

　　“星巴克的挑战者基本都是资本驱动催生，但星巴克有近50年的历史，不会轻易被那些泡沫咖啡打倒。资本驱动的业务必然寻求短期资本超额回报，但是咖啡文化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沈萌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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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闻

发布于 2018年7月31日

　　过去1个月，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共收到意见超过13万条。

　　再过2个月，10月1日起，纳税人将有望根据新的个税起征点(5000元/月)纳税。

　　个税起征点5000元/月低了?

　　今年3月份，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44.180, -0.04, -0.09%)董事长董明珠和全国政协委员、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均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上调至1万元/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媒体采访认为，“个税起征点调整至7000元或7500元比较合适”。

　　今年6月份，个税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将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月提高至5000元/月(每年6万元)。消息一出，让此前对个税起征点期望颇高的人，略觉失望。更有人直言，5000元/月的起征点不够止渴。

　　从历史经验看，自1980年将个税起征点确定为800元/月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个税起征点先后做过三次调整，分别是2006年上调至1600元/月，2008年上调至2000元/月，2011年上调至目前的3500元/月。

　　此次拟将个税起征点调至5000元/月，从调整幅度看，与上次力度相当。但也显现出另外一个问题，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律。

　　“在中国，居民实际生活支出是个税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刘颖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表示，在西方，一些国家将税收与工资挂钩，采用“税收工资指数”作为调整个税的依据，当指数达到一定水平，就视为可以进行新一轮的个税调整。

　　近期，国内也有观点认为，个税起征点应随着生活基本费用及物价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逐年调整。考虑到法律很难一年一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应增加“生活基本费用的动态调整机制”的条款。

　　在刘颖看来，目前个税修正案草案拟定的起征点偏低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焦建国也认为，税务征管应该“抓大放小”，建议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月，税率减少为三挡。

　　亮点在哪?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提高起征点，此次个税调整引入了专项附加扣除，朝着综合税制的方向迈了一步。

　　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

　　再比如，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综合征税和专项附加扣除凸显了这次个税改革的真正意义。”中国财科院宏观经济中心副主任王志刚如是说。

　　中国目前实行分类税制，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财产转让等11项收入分别征税。“分类税制优点是征管成本较低，缺点是公平性较差。”中国社科院财经研究院研究员张斌介绍。

　　“综合征收，无疑是此次改革一大关键词，将工资薪金等性质相似的劳动性所得放在一起征收，有利于更好衡量个体的收入差距，发挥好个税调节收入的重要作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表示。

　　但目前综合征税还存在一些难点。比如，综合征税需要掌握个人收入、财产的信息，但目前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并未实现信息联网，以现有的税收征管能力和征管水平，很难确保收集到的个人涉税信息真实全面。

　　同时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这次税改仍然是小综合，只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四类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和其他劳动所得等仍然没有纳入综合征税，资本所得的改革尚没有触及。

　　令更多人对个税修正案充满期待的原因是，草案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但它的扣除群体、扣除方式和扣除额度还没有明确规定。

　　就职于北京一家民营企业的王先生表示，他是河北人，今年刚在天津买了房，等额本息每月还贷7000多元，其中利息近6000元/月。他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属于扣除群体，如果属于每月可扣除多少，能够省下多少钱。

　　中国财科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文表示，对于住房贷款利息扣除的最高限额是多少?扣除范围是否包括二套房在内?投机性房产利息是否可以抵扣?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和细化，预计明年将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

　　根据草案，个税修正案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文章部分内容综自人民日报、财经杂志、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