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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于 2016年3月28日
高处不胜寒的深圳楼市，其神经看起来是非常脆弱了。3月18日，官方媒体《深圳特区报》同时报道的两则消息，几经转载和加工后，被渲染成为了深圳楼市见顶回调的信号，一则是有效需求开始锐减，3月份二手住房成交量较1月份下降了30%，高价热点片区报价下调，有业主一周内将报价下调50万;另一则是一篇题为《深圳十大专项行动破解发展空间瓶颈》的报道提出，深圳未来5年内将减少不少于2亿平方米(全市合计4.2亿平方米)违法建筑面积。 前者被解读为，房价与有效需求脱节的情况下，投资客主导的“博傻游戏”已到了害怕没有“接盘侠”的地步。于是乎，前期介入者开始通过高位让利来套现;后者被解读为，减少约占年度商品房销售4倍左右的违法建筑，或只能采取合法化的途径，意味着商品房和“小产权房”之间的“柏林墙”被推倒了、高低水位间的泄洪“闸口”被打开了。上述两则解读无论哪个接近现实，都无异于给脆弱敏感的深圳楼市投下一颗炸弹，甚至会影响未来深圳楼市的格局。
事实上，3月份楼市回调是必然的。一方面，前期口口相传的“深圳版限购” 高悬头顶但迟迟不落地，影响了入市节奏和交投预期;另一方面，泡沫传闻及清理“首付贷”、4月1日上调评估价的影响下，部分以场外“加杠杆”介入的投资客试图以让利来脱手，造成放盘价回调。此外，2015年四季度投资投机比例迅速攀升(机构预测从20%增加到30%)并推动房价激涨后，正常回调的诉求存在。
至于足以影响深圳楼市未来格局的违法建筑面积近半“缩量”计划，仅仅是官方存量改造和城市更新的工作方案而已。慢不说，违法建筑合法化，首先要考虑头悬《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两条不能碰的红线，即便能瞬间合法化，也必须要顾虑其刺破商品房市场泡沫带来的“无法承受之重”。进一步，与特区发展如影随形的违法建筑，困扰深圳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如有解决路径，那也一定是渐进的。笔者认为，即便深圳楼市近期会见顶回调，也绝非上述两个因素而触发。
上述两则消息，折射的是对深圳楼市“泡沫化”走向的担心。基于房价收入比、租售比和房地产占gdp比重等，深圳楼市已经进入了泡沫化区域。有机构通过定量研究，指出如果将一线城市分开看，北上广并没有泡沫，唯一值得担心的炸弹是深圳。截止2015年底，深圳房价泡沫为34.16%，北上泡沫率为-5.65%、广州泡沫率为-1.07，深圳楼市目前的安全边际已容不得任何外生性冲击。
当然，对泡沫见仁见智，在房价没有掉头直下之前，可以找到一千个理由来佐证房价上涨的理由、泡沫论经不起推敲。关键是，包括深圳在内的特大房价上涨，其综合利好有目共睹，于全国楼市来说，基于特大城市“领头羊”效应，利好全国“去库存”;于地方来说，基于楼市在投资、消费、税收上的综合贡献如此可观，利好“稳增长”，“啃硬骨头”的转型压力小多了;于银行来说，基于抵押物的保障，利好资产质量，不良率也不会那么快暴露;于个人来说，基于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利好资产性收入，利好自己早日进入“财务自由”一列。
这就是目前特大城市楼市的现状，即在国家去行政化干预、楼市“去库存”、经济转型需要货币宽松等政策庇佑下，先享受泡沫带来的利好吧!由此，不希望楼市调整、房价下跌的呼声占据主流。这就不难理解，缘何楼市与“刚需”没有太大关系了，还能扶摇直上，原因就在于，我们或许真的需要“这场泡沫”。
近期，在研究17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给泡沫总结了一个定义，即基于对实际交易情形无知而无法解释的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目前，对于特大城市楼市，各方对实际交易情形、房价暴涨原因、泡沫量化确实“无知”。既然“无知”，有无定论的泡沫解释或量化，而泡沫又如此享受，就不管那么多了，即便内心隐约感知泡沫很大。任何一场泡沫都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例外。(作者李宇嘉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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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来源于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未来前景非常光明。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魏尚进:调整经济结构，除了调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比重和消费、投资与出口的相对比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要素市场的改革，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可以提高经济的总体生产率。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做好、做实，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
魏尚进: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有非常好的举措，例如鼓励创新创业、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进一步建设网络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策。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关键要看这些好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得以落实。
记者：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韧性?
魏尚进：韧性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灵活性。中国劳动力市场不仅推动经济增长，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中国曾经历数次重大调整，在世界经济史上比较少见。中国顺利过渡，没有出现大量失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发展要继续保持韧性，防范高失业风险，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韧性的另一个基础是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依然有比较大的空间。通过比较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税种与税率，可以清楚地看到五险一金占工资收入的比例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都大于国际样本中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税率还有下调空间。再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虽然最近几个月有所下调，但还是高于国际样本中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有下调需求时，仍有空间。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对亚洲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
魏尚进: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主要是受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成本上升，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以及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影响。同时，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由于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和生产链关系更加紧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亚洲其他经济体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这取决于相关经济体的出口中有多少作为最终消费品在中国消费;有多少作为中间产品，构成出口产品的一部分再出口到其他地区;以及有多少出口产品与中国出口产品直接竞争。简而言之，以中国作为最终出口市场的经济体受影响比较大;对于一些生产与中国出口类似产品的直接竞争经济体，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则是机遇。
(经济日报记者 徐惠喜 陈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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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从何抓起?概括而言，应抓住三个重点。
其一，经济转型要坚持市场出清的原则。要充分认识到，结构调整与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义词。在生产过剩年代，所谓的结构调整就是包含了市场出清。当下，即使不能全部出清，也要基本出清。政府要拿出实招、详招，剥离“地方平台”和央企的不良资产，加快处理各种类型的僵尸企业和庞氏骗局。加快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债务重组中，支持民企收购国企。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让经济主体轻装上阵，间接地减轻全社会融资成本，为深层次改革扫清障碍。
其二，知难而上，继续深入开拓两个市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反向操作、积极参与欧洲复兴银行等区域和国际机构等措施，在争夺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过程中，同时逐步改善全球治理秩序。在国内，中国是一个高增长、高储蓄率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贫困人口居多、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国家。因此，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是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历史任务，也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围绕农民利益的城镇化战略、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力气要重点花在提高农民、农民工的各种收入与福利上。政府在2016年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稳投资中，也应精准扩大用于支持幼儿园、学校、医疗、健康养老、旅游等公共服务业的投资，满足居民的服务需要，弥补其消费“短板”，增强其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些似为需求的政策，同时也实为供给政策。均需相关的制度改革为前提。
其三，加快改革创新是经济转型和中长期生产率提高的最强动力，同时也是短期内形成新的增长动能的源泉。但是在创新和新动能的设计和寻找上，关键要靠市场。因此，加快创新，就是要加快扫清能激发创新的市场机制培育中的各种制度障碍。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创新阻力远不止于简政放权、市场准入等问题。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制定、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等，都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创新。因此，短期内在集中精力处理债务包袱、消化过剩产能，稳增长稳社会的同时，必须同时毫无旁念，集中相当的精力抓紧改革，特别要强调研究改革。要研究为什么反复强调深化改革，以及国民与市场对改革仍不满意的原因。只有真正对症下药，加快调整各方面的制度，才能真正大规模解放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因此对我们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或许是最有力的制胜法宝。从中国看全球，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很有力、被看好，相信中国经济会一路走好。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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