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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1年2月23日

　　春节假期过后，韩国食品价格迎来了新一轮全面上涨，引发社会各界的担忧。央视财经特约记者在韩国京畿道水原市的一家传统市场了解到，蔬菜价格涨幅较大，其中大葱的价格涨幅最大，已经比上个月翻了一倍，而西红柿、洋葱的涨幅也到达80%以上。

　　不仅是蔬菜，大米价格也不断走高，截至本月19日，20公斤一袋的大米零售价约合人民币330元，相当于每斤8.3元，同比上涨近两成。

　　在各种原材料上涨的影响下，韩国不少食品企业也开始提高旗下产品的定价。韩国最大食品企业希杰第一制糖表示将从本月末起将速食米饭的价格提升9%;另一知名罐头品牌则将旗下的人气鱼罐头产品提价三成;多家连锁汉堡店、面包店也表示，将在月底前完成对旗下大部分产品价格的上调工作。同时在禽流感疫情的不断发酵下，韩国多家炸鸡店也因肉鸡供货不足而准备涨价。

　　有韩国经济学专家指出，尽管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普通人的收入却在原地踏步，将会导致民众的消费能力下降，减缓韩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对此韩国政府也表示，将于近期向市场追加投放6万吨储备大米，并积极扶持国内菜农增加蔬菜产量;同时视粮食价格上涨情况，减轻部分农作物进口关税;通过灵活的应对方案最大程度保持物价稳定。

　　商务部官网消息，韩联社2月19日报道，受寒流、禽流感、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以农林水产品和石油产品为中心的生产者物价连续3个月上涨。

　　韩国银行1月19日透露，1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为104.99(2015年水平100)，环比上涨0.9%，连续3个月呈上涨趋势，同比上涨0.8%。

　　农林水产品物价环比上涨7.9%，为2018年8月(8.0%)以后2年零5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畜产品和农产品分别上涨11.8%和7.8%，特别是大葱(53%)、南瓜(63.7%)、鸡肉(42.8%)、鸡蛋(34%)、洋葱(29.5%)、黄花鱼(33.6%)、石斑鱼(47.8%)等涨幅较高。

　　工业产品物价环比上涨1.0%。柴油(9.7%)、石脑油(14%)、汽油(7.5%)等煤炭、石油产品的涨势明显。

　　服务业生产者物价环比上涨0.5%。金融、保险(2.3%)上涨幅度最大，运输(0.7%)、信息通讯·广播(0.7%)也有所上涨。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央视财经、商务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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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家居

发布于 2021年2月09日

　　过去一年，“生孩子”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疫情隔离的那段时间里，很多人都觉得在家生孩子的人会变多。

　　因此，2020年一直被期盼着会迎来一场“婴儿潮”，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国家统计局尚未发布过去一年的官方生育数据，但与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的预测相反，许多城市和省份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数量下滑幅度都超过了一成，有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两成。

　　多地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一成

　　首先来看一线城市广州。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从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数据看，近10年，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广州2020年回落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其次是浙江省的经济大市温州。据当地媒体报道，1月20日，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发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数据：出生人口近6年来再创新低。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73230，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

　　据悉温州出生人口历史最高峰在2012年，分娩活产数是144988，和2020年相比，减少近50%。

　　同样是在浙江，宁波的数据也是一样。宁波市卫健委去年9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数同比下降19.24%，二孩率下降2.50%。根据半年生孕合计数占全年出生数比例，该市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宁波户籍人口出生预报，预测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数约为3.6万人，与2019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

　　宁波下辖的县级慈溪市，其出生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下滑。2020年慈溪市出生人口6476人，2019年为7382人。2020年出生人口较2019年减少906人，下滑约12.27%。

　　而在浙江的山区市丽水，全年出生22799人，比上年减少7041人，下降了23.6%。出生人口中，男性11864人，女性10935人。

　　另据银川媒体报道，据统计，2018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9956人，2019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7753人，到2020年，银川新生儿数量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为24452人。每一年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基本持平。按此计算，2020年银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89%。

　　从目前各个城市披露的可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大多数城市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过了一成，也有一些城市超过了两成。

　　此前，“母婴圈的网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也在其公众号上发文：“我曾经和很多省份的专家沟通过，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间，以此估计2020年中国的分娩总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为什么不愿意生娃?

　　以前，在计划生育期间，有些家庭冒着罚款的风险也要生下二胎。但如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了，很多夫妇却不愿再生了?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指出，仅依靠生育政策的调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目前，房价收入比偏高，育儿成本高昂，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家庭育儿负担较重。57.3%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经济压力较大。6.1%的家长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65.1%的家长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而单个儿童在托育机构育儿费用也不低，60%家长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费花费1000—3000元(含3000)，10.7%家长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任泽平团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生育意愿减低主要有三个原因：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人，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此外“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只有中国人不愿意生?

　　放眼全球，生育意愿降低已经成为了普遍性的现象。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生育率越是下降。

　　韩国1月初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2020年只有27.58万名婴儿出生，创下历史最低值，比2019年下降了约10%。同年死亡人口约30万，总人口出现自然减少。

　　在连续十余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发布的2020年人口统计报告也显示，2020年法国新生儿只有74万，比2019年减少1.3万，出生婴儿数量创1945年二战之后的最低水平。

　　为了鼓励结婚生育，近年各国政府没有少花精力。比如，日本最新的新婚补助显示，居住在实施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从今年4月起可以获得最高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的补贴，用以支付婚后的房租和其他费用。其中，日本中央政府承担2/3的补助经费，地方政府承担1/3。

　　此外，日本的部分地方政府还引入了人工智能(AI)婚配系统，旨在进一步提高适龄青年的结婚率。为此，中央政府在2021财年的预算中还划拨了20亿日元对这一系统进行完善和推广。